无论如何，对整合之后的大监察本身如何监控的问题仍然有待及时解决，否则就有可能为滥用国家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行径制造新的机会。
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面对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全球治理。
习近平同志反复倡导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是上述关系得以建立的理论支持，反映了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洞见与智慧。全球治理法治化趋势日益明显。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共鸣的产物，其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经济治理理念体现了公正性与合理性，是中华优秀文明贡献当今全球治理体系的典范，应当被发扬与借鉴。[6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40]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强的新兴力量，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如何实现与发达国家互利共赢，如何与发达国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
他所提出或坚持的诸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等重要理念、观点、论断，构筑起其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厚实根基和坚实框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载入中国宪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土地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农村土地法律政策的走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土地私有化支持者利用公众对人民公社时期缺吃少穿的记忆和对现实三农问题的关注，以漫画式的妖魔化的指责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无异于政客。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官员预测：2033年，中国的人口将达15亿，比现在多2亿人。怀揣一万元就富有到可以进城创业定居？[20]不能不佩服杨小凯先生说童话的能力。中国人真正能吃饱饭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三十年，中国年产5亿吨左右的粮食，而这些粮食主要是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长出来的。
国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存在国有制更优越的问题，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没有偏爱国有制的成分。无论是评估现行农村土地法律政策得失，还是提出改革和完善农村法律政策的对策，前提都是如何认识土地的价值。
而改变任何现行制度，意味着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机会成本，摧毁现行的制度和重构替代的制度是一种双重的付出。土地私有化的书和文章层出不穷。美国有约29亿亩土地而且平坦肥沃[4]，如果都种上粮食，除了养活其本国3亿人，完全可以供应中国所需要的粮食，但问题是美国没有义务为中国种粮，即便种粮了也没义务供应给中国。[14] 刘俊：《土地所有权国家独占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一、是否需要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 中国社会一直将18亿亩耕地作为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底线。茅于轼先生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公有制成功的[16]，却没有说世界上有多少私有制国家是不成功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但从未让中国摆脱饥饿，恰恰是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今天，中国不再忍饥挨饿。西方经济学一直将土地视为生产要素，而且是生产要素中的固定资本[8]。而利益格局的任何改变都意味着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因为这是一个所有者变成非所有者的过程，最大的所有者利益变成有限的非所有者利益的过程。
确实 ，粮食供应问题不能只从静态出发 ，也必须考虑粮食生产总量、人口总量和粮食供应总量是一个可变的量。这些数据表明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处于基本满足中国人口需要的状况，没有太多的余粮。
这一土地所有制一直承受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制度而遭受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的非议，作为构架中国土地权利的基础而遭受出于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不满。但育种技术的突破是非常缓慢的过程 ，袁隆平先生育种几十年解决了四千万人的吃饭问题[3]，已经是一个值得人类骄傲的伟大贡献。
所谓静止的角度，是指现有的粮食生产总量基本不变、人口总量基本不变、粮食供应总量基本不变。茅于轼先生的挑战没有数据、事实，也没有替代方案比如中国只需要2亿亩、5亿亩、10亿亩耕地的建议，还停留在臆想的阶段。以杨小凯、陈志武、蔡继明等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化主张在中国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说数千万，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只要出现几十万的流民群体，无法不成为举世瞩目的灾难性事件。先描述一个没有争议的客观事实以博取公众的信任，进而任意解说客观事实以售其奸，是政客用来蛊惑人心和煽情公众的惯用手法。美国人不一定有茅于轼先生相像的那般博爱，他们很可能生产有限的粮食以保护生态，很可能将多余的粮食用于制造生物燃料，很可能基于政治利益冲突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
这就意味着土地内含着一种高于或优于经济价值的价值即让每一个公民都有饭吃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我们称之为社会价值[10]。相比之下，以刘俊等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化主张的影响力远远小于土地私有化主张[14]。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基于土地是一种资本投入而产生的有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言论。从国外进口粮食理论上可以无限量，茅于轼先生正是依据中国缺多少粮食就进口多少粮食的逻辑证明自己的观点。
有效提高土地产出，既有赖于现代农业技术，也有赖于三农上的制度安排。但中国的当局者应该充分认识茅于轼先生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的价值和意义：要不要坚持这一红线是解决中国农村土地所有问题的首要前提。
中国不能再出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现象。土地私有化支持者可以只在乎破不在乎立，但中国社会不能只破不立。土地的社会价值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土地国有，乡镇政府就可以所有权人的名义想怎么调整就怎么调整。
很多人不承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解决中国吃饭问题上的贡献，只承认是中国实行了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选择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
刘彦梅：试论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科学教育》2005年第4期 [8] （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P113--115。真正需要辨明是非的是基于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而产生的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不满。
土地国有化支持者对土地国有可能产生的后果估计不足，这就是土地国有化必然造成的全体农民与政府和社会的利益对立。这一红线是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写照，至今没有比其更为合理、更有效率、更为安全的替代方案。
因此，中国的当局者没有必要在意和理睬那些基于改变中国公有制的目的而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政治非议。提高土地经济价值似乎成了检验农村土地法律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少量进口粮食对耕地保有量没有意义，进口粮食量达到可以减少耕地保有量时，粮食就会成为铁矿石第二。土地私有、土地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的法律政策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具体规则和功能作用上都有不同，对此，中国当局者应有清醒的认识并理直气壮地维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同时，不难知道：家庭承包土地是不能抵押、买卖和被强制执行的，农户和农村集体组织是不能被宣告破产的，转包或出租的家庭承包土地可以因生存需要随时收回，因为生存权利永远高于一切[12]。土地的经济价值也是重要的，以较少的土地获得更多的产出，不仅是追求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土地的社会价值。
中国是否需要18亿亩耕地养活十三亿中国人是一个完全可以用事实和数据统一认识的问题，连这样的的事实问题也能引起争议，就不能指望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之类的充满着人的主观判断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土地私有化后是否节制土地兼并？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土地私有化没有意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不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解决不了可能出现的千万级别以上的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数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没有造成社会动荡，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他们能够返乡，而能够返乡的基础就在于返乡后有地可种。因此，从对人类负责的角度上，改变现行制度应该极其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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